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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金融促汽车消费潜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汽车驶入寻常百姓家，如何有效延伸汽车金融专业性服务，引导汽车金融行业规范运营？这对于提升消费者体验、促进汽车产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近日，银保监会发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在总结汽车金融公司行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基础上修订形成，有助于加强汽车金融公司监管，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强化监管制度保障

　　汽车金融公司是指经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专门提供汽车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早在2004年，我国就成立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标志着汽车信贷正式迈入专业化服务阶段。经过多年发展，汽车金融行业吸引力不断增强。截至2021年年末，25家汽车金融公司资产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068.94亿元，同比增长3.01%；零售贷款车辆681.22万辆，占2021年我国汽车销量的25.93%，同比增长0.47个百分点；经销商批发贷款车辆411.04万辆，占2021年我国汽车产量的15.76%。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过去10多年，国内汽车金融行业发展迅速，汽车金融市场初具规模。汽车金融业务发展一方面反映国内汽车行业发展快速，规模不断扩大，汽车产业链对金融服务需求愈发强烈；另一方面，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汽车金融业务也为汽车行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业务发展潜力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汽车金融公司在名称中应标明“汽车金融”字样。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构名称中使用“汽车金融”“汽车信贷”“汽车贷款”等字样。周茂华表示，规范汽车金融公司名称使用，主要是避免对消费者构成误导，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汽车金融公司规范经营，聚焦主责主业。

　　为适应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监管部门从汽车金融公司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有关行业发展规则。比如，原银监会在2003年发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规范汽车金融服务有序发展。此后，原银监会于2008年再次发布新《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对2003年颁布实施的《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作出重要修改。《办法》在业务界定等方面对汽车金融公司做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有利于为汽车金融公司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为缓解汽车金融公司资金短缺、压降业务风险，银保监会发布了有关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支持符合许可条件的汽车金融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二级资本债券。这些举措不仅拓宽了汽车金融公司补充资本渠道，有效缓解资金来源窄、成本高难题，还有助于提升汽车金融业务扩张能力，促进企业发展壮大，更好服务市场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汽车金融市场发展势头愈发强劲。《办法》自2008年修订以来已有14年，业务范围、机构准入政策、监管指标等方面已不适应最新的监管要求。此外，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范围偏窄的现状已经很难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贷款需求，亟待通过修改老《办法》，扩展业务范围和增加业务品种。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汽车金融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办法》已不适应新时代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汽车产业发展呈现新特征，汽车产业价值链已从单一的汽车销售延伸至售后用车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近年来银保监会在公司治理、股权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监管制度不断完善，有必要在监管法规方面衔接一致。

　　适度放宽业务范围

　　2022年以来，我国采取多种举措稳经济促消费，推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稳步增加。比如，国务院部署33项政策措施提出，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这些措施为推动汽车消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各地区之间人员、物资往来愈加频繁，日常代步、自驾游、公路运输等用车场景有望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征求意见稿》在内容上较原《办法》作出了较大调整，《征求意见稿》将汽车有关贷款、附加品融资等业务列入展业范围，引导汽车金融公司全面服务汽车消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在具体业务上，汽车金融公司可从事汽车经销商和汽车售后服务商贷款业务，包括库存采购、展厅建设、零配件和维修设备购买等贷款。《征求意见稿》通过优化汽车金融公司业务范围，有利于发挥汽车金融公司专业优势，支持汽车产业链下游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此外，《征求意见稿》将汽车附加品融资列入业务范围。允许客户在办理汽车贷款后单独申请附加品融资，附加品融资金额不得超过附加品合计售价的80%，合计售价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金额不得超过合计售价的70%。这里所说的汽车附加品是指依附于汽车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如导航设备、充电桩、电池等物理附属设备以及车辆延长质保、车辆保险、车辆软件等与汽车使用相关的服务。周茂华表示，该规定主要是合理控制汽车附加品融资杠杆率。同时，严格资金用途“专款专用”，主要是出于防范高杠杆、资金违规使用等潜在金融风险。

　　同时，允许售后回租模式的融资租赁业务。鉴于售后回租的法律关系已厘清，以售后回租模式开展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可以解决直租模式下融资租赁车辆无法异地上牌的老大难问题，也有利于落实“同质同类业务统一监管标准”。同时规定回租业务必须基于车辆真实贸易背景，租赁物必须由承租人真实拥有且不得低值高买等。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汽车金融公司开展汽车附加品贷款和融资租赁业务应当客观评估汽车附加品价值，收集附加品相关交易资料或凭证，并加强贷款资金支付和用途管理。汽车金融公司还应当通过合法方式获得借款人或承租人的征信信息和其他内外部信息，全面评估借款人或承租人的信用状况。

　　总体来看，《征求意见稿》适度放宽业务范围，支持汽车金融公司扩大服务对象、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加大对中小微经销商、汽车销售服务商及居民购车消费的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汽车制造业稳定增长，有助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力促行业稳健运行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金融公司行业发展报告(2021)》从流动性比率、资本充足率、不良率深度分析汽车金融行业运行情况显示，总体上稳健运行、资产质量优良。截至2021年年末，行业平均流动性比率达201.35%，远高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水平；行业资本充足率为21.79%，比2020年末增加0.39个百分点；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58%，较2020年虽上升0.09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水平。

　　近年来，我国汽车金融公司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面对市场参与者不断涌现、消费客群变动等多重考验，汽车金融公司依托大数据、线上化等渠道，加快拓展信贷业务，满足了消费者买车、换车等金融需求，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愈发牢固。

　　当前，汽车金融行业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正在加速推动汽车金融公司转型发展。一方面，造车新势力为其创造了新的业务增长极。这几年，小区里、大街上“绿牌”纯电车多了起来，不仅外观设计动感前卫，车型和品牌也十分丰富。记者采访发现，多数年轻消费者通过贷款购车成为有车一族，提前享受到四轮出行带来的乐趣。“我买的电动车用了汽车金融公司贷款，最直观的感受是办理过程审批快、贷款利率低，由于我每月还有房贷要还，因此我选择低首付、长期限的贷款方式。”“90后”司机张杰说。

　　新能源汽车的火爆也带动汽车金融公司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巍表示，新能源汽车带来新的消费场景，比如更多转为直销模式，线下购车转为线上，原来是一次性购买现在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升级，原来去店里保养维修现在更多去充换电等，这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为汽车金融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另一方面，二手车金融也成为汽车金融公司一个新的重要分支。《征求意见稿》明确，汽车金融公司开展二手车金融业务应当建立二手车市场信息数据库和二手车残值估算体系，严格把控交易真实性和车辆评估价格，防范车辆交易风险和残值风险。据公安部统计，目前我国社会汽车保有量超3亿辆，千人汽车拥有量超200辆。未来，汽车产业迭代更新加快，将有更多汽车流入二手车市场。目前在部分城市，二手车交易数量甚至超过新车销量，随着监管推动市场规范化运行，汽车金融公司势必大有可为。但是，专家建议，行业要前置建立与二手车业务规模和风险状况相匹配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识别、计量、监测、控制或缓释各类风险。

　　此次《征求意见稿》为进一步压实汽车金融公司风险管理，提出一些具体监管指标，要求汽车金融公司严格遵守。比如，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指标要求；对单一借款人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对单一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同时，银保监会可根据监管需要对上述指标做出适当调整。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一帆表示，这些规定有助于加强对汽车金融公司的风险控制，提高风控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通过指标约束不断夯实其抗风险能力，进而优化汽车金融公司的经营发展和管理效率。

　　近年来，银保监会为促进汽车金融行业稳健发展，积极引导汽车金融公司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摒弃“高收益覆盖高风险”的粗放风控思路，加大风险管理人才引进和专业能力培养力度，提高汽车金融公司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李一帆建议，汽车金融公司未来应充分考虑自身组织形式、股权结构和业务特点等现实情况，进一步对标监管要求，通过不断规范业务开展、严格落实风控管理、持续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等方式，保障自身合规经营和行业稳健发展。

　　王宝会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法治实施思想，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上下功夫，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