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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北京9月25日电 题：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记者 马学玲 袁秀月
“如果有一天意外离开这个世界，我的这些账号怎么办？”
因为担心多年经营的网络账号得不到妥善处理，中国上海一位年轻的自媒体博主为自己的数字遗产立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里，记录了另一个“她”——一个数字化的存在。
1000多公里外的陕西，八旬老太崔淑侠对着屏幕，操着方言销售家乡的大红杏：“这杏好吃得很，额(我)给你咬一口，额(我)还没牙，好吃得很。”
三天吸引上千粉丝，每天助销家乡红杏过万元人民币，人们称她为“网红奶奶”。
一小一老“逆龄”操作的背后，是移动互联网改变的今日中国。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什么？可以从一个二维码说起。
收款码、付款码、乘车码、点餐码……无数普通人从二维码开始走进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同时也打开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大门。
资料图为北京一商场内，顾客从巨型二维码前走过。 中新社发 樊甲山 摄十年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增长超6亿，移动互联网不断展示着改变现实的力量。电商、社交、游戏、移动支付、资讯等各类APP涌现，互联网创业热潮席卷全国，截至2021年底，中国境内外互联网上市企业跃至155家。评论指出，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字经济蓝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11.2%，2015至2020年达10.1%。中国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蓝皮书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将延续快速增长势头，数字经济整体的年均名义增速为11.3%。
中国人的生活在移动互联时代得以重构，就餐、出行、购物、就医等都转移到网上。文化娱乐方式、时尚观念以及消费理念，也随着互联网的风向而变。
移动互联浪潮之中，社会交往方式随之巨变。很多年轻人习惯通过互联网寻找同好，与群体及社会互动。像崔淑侠这样的银发群体，也从数字技术的边缘成为移动互联网新的“流量池”，短视频、直播成为老年人新的社交方式。
资料图为2022年9月9日，福建厦门，参会者在“投洽会”上体验元宇宙直播。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一些独特的网络文化产生，网络流行语、表情包成为年轻人日常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真正的“网络原住民”，中国的新生代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他们兴趣广泛，充满热情，崇尚个性表达，也热爱传统文化。他们有主见不盲从，拥抱他人也相信自己。
不管是让田园梦走向世界的李子柒，还是拥有众多粉丝的举重冠军吕小军，抑或是冬奥赛场上的苏翊鸣、徐梦桃，他们代表着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视角。
资料图为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举行，徐梦桃庆祝夺冠。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移动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现实中的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眼中的中国。
19年前，希腊《希华时讯》总编辑梁曼瑜刚出国时，有外国朋友问她：“你们中国人家里有电视机吗？”这让她啼笑皆非。
如今，许多希腊朋友用上了中国生产的手机，用中国企业搭建的跨境电商平台购物，希腊民众颇为关心的话题变成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
过去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及其推出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产品，已成为“中国智造”的一张新名片。
许多中国应用在海外市场拥有大批的用户，并在海外落地生根，发展出适合当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中国的文化内容也正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网络文学、汉服文化、网络游戏纷纷“出海”，拉近了中外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海外粉丝好奇的不仅是中国发展有多快，他们更在意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农民，甚至包括李子柒。”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说。
像高佑思这样的外国网红，在中国移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甚至已成为一种现象。有人调侃，如今的中国互联网，遍地都是“老外”。外国网红和中国粉丝，越来越多的互动和碰撞，正在打破彼此间的文化“次元壁”。
资料图为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后排左一)在北京现场主持一场试吃活动。 中新社发 金硕 摄小屏改变大时代，移动互联网通过连接万物、信息流通，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点滴，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带来的系列次生负面问题不可忽视，值得反思。
数据鸿沟、算法陷阱、信息茧房、社交疏离、注意力缺失、隐私泄露、电信网络诈骗……人们在拥抱数字化生活时，不得不直面这些困扰。
去年，中国制定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久前又通过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时下，中国各地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动作频频，全国层面的立法计划也列入议程。
资料图为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当日，一位男士在北京街头查看手机。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加速向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在全力驱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亦在致力用法治驯服“数据”，推动技术发展“去恶向善”。(完)
最高检：2022年前11个月检察环节共追缴农民工欠薪约4.9亿元****** 春节临近，农民工工资支付逐渐进入高峰期，欠薪问题也易进入高发多发期。刚刚召开的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再次强调，依法严厉惩处恶意欠薪行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加大农民工就业帮扶，对失业农民工、困难农民工及时予以失业补助、困难救助，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负责人就2022年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的相关情况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据介绍，在依法打击恶意欠薪过程中，检察机关能动履职，通过刑事检察从严惩处、民事检察支持起诉、行政检察督促履职、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为农民工工资筑起“四大检察”保护屏障。一方面，以刑事检察依法惩处恶意欠薪犯罪为核心，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精准打击“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等恶意欠薪行为。2022年1至11月，检察机关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897件999人。2022年1至11月，检察机关共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126件143人。 另一方面，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融合执法，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做好助力讨薪的追赃挽损工作，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优先、及时、足额支付，让劳动者更“安薪”。2022年1至11月，检察环节依托刑事打击共追缴欠薪约4.9亿元。此外，通过民事支持起诉、行政检察监督专项活动等监督履职，帮助劳动者拿回更多“票子”，最大限度解决农民工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如，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检察机关恪守客观公正立场，依法准确认定兰某某虽客观上未能在指定时间、地点接受调查，但其并未失联，主观上没有逃匿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但为实质性解决拖欠农民工薪资问题，检察机关刑民联动、协同作战，通过民事支持起诉的方式，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最终足额支付了全部农民工工资，化解了社会矛盾，让被欠薪者真正不再“忧薪”。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涉案主体通常是民营企业负责人，检察机关承担着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双重职责。检察机关把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促进民营企业守法经营有机结合，在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帮助农民工追欠挽损的同时，注重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让企业发展更健康。近年来，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及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根治欠薪工作较往年更为复杂、更为严峻，一些企业因自身经营遇到严重困难而导致欠薪情况时有发生。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坚持宽严相济为指导，依法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通过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充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举措，对自愿认罪悔罪、尽力补救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作出不捕不诉决定，及时变更羁押强制措施；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提出轻缓刑的量刑建议，最大程度地减少因涉罪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发展。如，在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检察机关对恶意欠薪后潜逃外地且归案后拒不认罪悔改的潘某某依法批准逮捕，同时动态审查把握潘某某的社会危险性变化等条件，在其积极认罪认罚、全部清偿拖欠工人工资并取得谅解后，依法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变更羁押强制措施的建议，潘某某被变更为取保候审，为工人持续就业提供了稳定工作环境。 2022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不批准逮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706件760人，不捕率为66.09%，较去年同期上升9.61个百分点，较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平均不捕率高23.20个百分点；共决定不起诉1202件1444人，不起诉率59.11%，同比上升11.75个百分点，较平均不起诉率高34.22个百分点。 作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检察机关立足自身职能，及时将办案中发现的行政监管不到位、管理漏洞等问题以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反馈给行政执法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相关涉案企业。如安徽省检察机关聚焦容易出现欠薪问题的房地产开发、教育培训以及网约车、外卖送餐、快递等新业态新领域，主动走访、对接人社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建立涉农民工讨薪14项工作机制。浙江舟山市检察机关联合县劳动局组织对17家欠薪问题相对严重的用工单位集体约谈并制发《刑事合规风险告知书》，经督促提醒共有16家总包建设单位累计向21180名农民工发放工资款4.5亿余元。此次发布的5件典型案例中，有3件制发了检察建议，通过诉源治理推动建立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形成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大格局。 (总台央视记者 程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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